杨绛最经典的一本作品

互联网 2024-04-01 阅读

语文基础知识之杨绛

  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,看起来平平淡淡,无阴无晴。然而平淡不是贫乏,阴晴隐于其中,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,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,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。

  作者简介:杨绛,钱钟书夫人,杨荫杭之女,本名杨季康,生于1911年7月17日,祖籍江苏无锡,出生于北京,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。1935——1938年留学英法,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、清华大学任教。1949年后,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杨绛女士是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外国文学研究家,主要文学作品有《洗澡》、《干校六记》,另有《堂吉诃德》等译著,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《我们仨》,96岁成书《走到人生边上》,剧本《弄假成真》,《称心如意》。

  原籍江苏省无锡,生于江苏无锡。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,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。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、法等国,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、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。1953年,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,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。著有剧本《称心如意》、《弄假成真》、《风絮》等,翻译了《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》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《小癞子》、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《吉尔·布拉斯》等。1970年下放河南省息县干校,在菜园劳动。1972年回北京。“文革”后继续研究翻译外国文学,并从事散文创作。著有论文集《春泥集》,翻译了西班牙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《堂·吉诃德》等。关于干校生活的散文集《干校六记》很

  其他还有一些散文如《将饮茶》、《回忆两篇》、《记钱钟书与〈围城〉》等都是平常的生活琐记和关于亲人的回忆文献性质的文章。长篇小说《洗澡》(三联书店1988年初版)以客观超脱的白描手法记录了一群知识分子在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其间的生活遭遇,以及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同心态和表现,出版后很受评论界的重视。

  代表作:《称心如意》、《弄假成真》、《风絮》、《将饮茶》、《回忆两篇》、《记钱钟书与〈围城〉》、小说《洗澡》、《我们仨》、散文集《干校六记》等。

  杨绛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。其沉定简洁的语言,看起来平平淡淡,无阴无晴,然而平淡不是贫乏,阴晴隐于其中,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,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。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。有时把词序变换一下,不符合常规,反倒更显别致耐读。如《丙午丁未年纪事》中有一句话:“登台就有高帽子戴。”通常也许会说“登台就得戴高帽子”,因这分明是被迫。但杨绛这句话说得有点喜气洋洋的气氛,令人想起“拜年就有压岁钱”之类。这与当时的环境完全不合拍,只好当成一句反话来读:不仅表现出作者身处其境的哭笑不得的无奈心情,也隐含了她对待那时环境的解构态度。平平八个字,平静中有抗议,调侃中有悲哀,很有韵味。有时明净到有些冷,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,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。

  总结: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,安静而不古板,活泼而不浮动,静中有动,动还是静。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、雍容优雅的气派,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,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。

杨绛最经典的一本作品

百岁杨绛—《一百岁感言》读后感

  百年杨绛不了情——《一百岁感言》读后感1000字:

  故人笑比中庭树,一日秋风一日疏。

  一张简朴的木桌,摆一卷微微泛黄的的书籍,伴一杯素盏在侧,上方回旋着的袅袅白雾,沉淀出岁月的厚重感。

  我,已许久没有此番闲情雅致,在灿美的阳光下,捧一本书籍潸然泪下。我吮吸着这淡淡的书香,从那微晕的墨色中,隐约扬起一场我与书的邂逅,我与杨绛先生的邂逅,我与《一百岁感言》的邂逅。那便是一场场逾越灵魂深处的精彩。

  她,是钱钟书眼中“最贤的妻,最才的女”;她,是人们眼中“最美的百岁老人”;她,是我眼中不愠不怒、不卑不亢的传奇女子。丈夫早逝,她又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痛,但即使一个踽踽独行在冗长的时光中,她也只独自整理尘封的旧忆,于光阴的荒芜中淡然,于她的世纪优雅一生。

  2011年,她一百岁,已独自在光阴中行走了许久,然后,她停了下来,嘴角挂着慈祥淡然的微笑,用微微颤抖的手执起笔,写下《一百岁感言》。她一百岁了,似乎已走到人生的尽头,这一生,她将自己的唯一一场大戏——人生导演得淋漓尽致,用自己最喜欢的姿态走过漫长岁月,似水流年。优雅着,走过一生。

  她的文字衰而不伤,怨而不怒,安静得难以表达的优伤渗透入字里行间。对我而言,这一行行字迹,有如沙漠中的甘泉,涌出宁谧与安慰,洗心涤虑,悦情悦性,让我能品味这世事的不易,那份处事时难得的豁达与安然。

  这本书在曾经的我最坚难时给了我鼓励。

  窗外的雨连绵不绝,滴滴答答的声音仿佛渗进我的心,怎么也停却不了。同学们议论纷纷:“她还是班干部,就考了这么点分?还没我考得高.”我攥着试卷的手隐隐出汗。不知过了多久,一双温暖的手拍了拍我的肩,将一篇《一百岁感言》置于我的桌上,于是——“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,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,到最后才知道,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。”这是杨绛先生《一百岁感言》中的一句话,也是我生命中何其重要的一句话。我读到这一句感到幸运又遗憾。何其幸于遇见了这句话,又何不幸地如此迟才遇见它。

  窗外的雨停了,我知道我生命中的雨季也终于结束了,我开始回过头仔细品味这本书,每当我迷茫亦或是挫败,脑海中总会想起杨绛先生说过的话,写过的字,似一种有形又像是无形的力量,无时不刻激励我走向人生舞台。读后感·我始终感谢杨绛先生给我的启迪,以及她的文字还给我的震撼与感动。

  眼光是他人的,生命却是我们自己的。我们来这世间走这一遭,不容易。如果错过了生命中本该由自己主宰的精彩,多么可惜。前行吧,不畏他人的眼光,向着心中的月亮。“去留无意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,宠辱不惊,坐看天边云卷云舒。”像杨绛先生一般,坦然而对一切,想必我们便多了一份超于常人的脱俗与感动吧。

  雁过无声,岁月无痕。先生已不在人世,但她的精神,她的人格,她的作品,她的《一百岁感言》必将永垂不朽。此情不关风与月,百年杨绛不了情。

  这世间,偏有杨绛一人,也唯有杨绛一人。

杨绛先生名人故事

  相识:人生若只如初见

 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,清逸温婉,知书达理。1928年,杨绛高中毕业,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,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,但是南方没有名额。无奈之下,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。

  1932年初,杨绛本该读大四下,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。为了顺利完成学业,杨绛毅然北上京华,借读清华大学。当时,为了去清华,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,至此,她终于圆了清华梦。仿佛冥冥中,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。

  3月的一天,风和日丽,幽香袭人。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,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。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,脚穿一双毛布底鞋,戴一副老式眼镜,目光炯炯有神,谈吐机智幽默,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。

  两人一见如故,侃侃而谈。钱钟书急切地澄清:“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,这不是事实,请你不要相信。”杨绛也趁机说明:“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‘七十二人’之多,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,这也不是事实。”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,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,一见钟情。

  两人恋爱时,除了约会,就是通信。钱钟书文采斐然,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,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。有一次,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。钱父好奇心突发,悄悄拆开信件,看完喜不自禁。原来,杨绛在信中说:“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,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,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”,钱父大赞:“此诚聪明人语!”在钱父看来,杨绛思维缜密,办事周到,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,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。1935年,两人完婚,牵手走入围城。

  其实,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。早在1919年,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,只是当时年纪小,印象寥寥。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“前缘”。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,两人的结合可谓是“门当户对,珠联璧合”,两家人是真正地“皆大欢喜”。

  相爱:赌书消得泼茶香

 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,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。胡河清曾赞叹:“钱锺书、杨绛伉俪,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。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,常常出匣自鸣,语惊天下;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,大智若愚,不显刀刃。”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,两人过着“琴瑟和弦,鸾凤和鸣”的围城生活。

  1935年,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。初到牛津,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,又乡愁迭起。一天早上,杨绛还在睡梦中,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,平日里“拙手笨脚”的他煮了鸡蛋,烤了面包,热了牛奶,还做了醇香的红茶。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,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,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,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。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,杨绛幸福地说:“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”,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,钱钟书欣慰地笑了。

  学习之余,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,比谁读的书多。通常情况下,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。有一次,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:“一本书,第二遍再读,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。最精彩的句子,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。”杨绛不以为然,说:“这是你的读法。我倒是更随性,好书多看几遍,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。”读读写写,嘻嘻闹闹,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,羡煞旁人。

  1942年底,杨绛创作了话剧《称心如意》。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,一鸣惊人,迅速走红。杨绛的蹿红,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。一天,他对杨绛说:“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,你支持吗?”杨绛大为高兴,催他赶紧写。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,为了节省开支,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,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,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,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,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。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,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,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。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,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,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,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。

  两年后,《围城》成功问世。钱钟书在《围城》序中说:“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。两年里忧世伤生,屡想中止。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,替我挡了许多事,省出时间来,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。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。”其实,《围城》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,艰难岁月里,夫妻两人相濡以沫,相敬如宾,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!

  相守:此情可待成追忆

  爱女阿圆出生时,钱钟书致“欢迎辞”:“这是我的女儿,我喜欢的。”杨绛说女儿是自己“平生唯一的杰作”。

  回国后,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。1962年8月,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,有四个房间,还有一个阳台,他们又添置了家具,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。那时,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,有一次,在等待上菜的空挡,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,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。杨绛奇怪地问:“你们这是干嘛啊?”阿圆说:“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,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,在吵架,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……”杨绛明白了,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。待到吃完饭的时候,有的戏已经下场,有的戏正在上演。这三人在一起,总有无穷的趣味,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。

  这个三口之家,很朴素,很单纯,温馨如饴,只求相守在一起,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……时光静静流逝着,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,杨绛在《我们仨》里写道:“1997年早春,阿媛去世。1998年岁末,钟书去世。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。现在,只剩下我一个。”

  阿圆去世时,钱钟书已重病卧床,他黯然地看着杨绛,眼睛是干枯的,心里却在流泪。杨绛急忙告诉他:“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。”钱钟书点头,痛苦地闭上眼睛。怀着丧女之痛,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,百般劝慰他,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。那时,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,老病相催,生活日趋艰难。尽管如此,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。

  女儿走了,丈夫走了,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,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。从此,杨绛深居简出,很少接待来客,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。有一日,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。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,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“斧正”。旧友重逢,喜上眉梢,两人嘘寒问暖,交谈甚欢,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,便态度冷淡起来。待送别费老时,他颤巍巍走下楼梯,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,杨绛淡淡地说:“楼梯不好走,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。”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,从此彻底死了心。

  2010年7月17日,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,但是她很低调,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。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。

 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,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:“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:妻子、情人、朋友。”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,不仅有碧桃花下、新月如钩的浪漫,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。纵然斯人已逝,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,生生不息。

杨绛的人生哲理《一百岁感言》

  我今年一百岁,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,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,寿命是不由自主的,但我很清楚我快“回家”了。

 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。我没有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之感,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。细想至此,我心静如水,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,准备回家。

 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,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。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,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。你稍有才德品貌,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。你大度退让,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。你要不与人争,就得与世无求,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。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,就先得和他们周旋,还得准备随时吃亏。

  少年贪玩,青年迷恋爱情,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,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。

  人寿几何,顽铁能炼成的精金,能有多少?但不同程度的锻炼,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;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,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。

 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,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;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;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;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。

 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,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。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,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,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,这便是人生哲学。

 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,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、不同程度的效益。好比香料,捣得愈碎,磨得愈细,香得愈浓烈。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: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……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,到最后才知道: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。

杨绛先生的《控诉大会》

  杨绛(1911年7月17日—2016年5月25日),本名杨季康,[1] 江苏无锡人,中国著名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、钱锺书夫人。

  三反运动期间,我在清华任教。当时,有的大学举办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图书展览,陈列出一批思想腐朽的书籍。不过参观者只能隔着绳索圈定的范围,遥遥望见几个书题和几个人名,无从体会书籍如何腐朽,我校举行的控诉大会就不同了。全校师生员工大约三千人都参加,大礼堂里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。讲台上有声有色的控诉,句句部振动人心。

  我也曾参与几个“酝酿会”。那就是背着被控诉的教师,集体搜索可资控诉的材料,例如某教师怎么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,某教师怎么传布资产阶级的思想等等。

  我当时教一门“危险课”。外文系的“危险课”原有三门: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。后来这三门课改为选修,诗歌和戏剧班上的学生退选,这两门课就取消了。我教的是大三的英国小说,因为仍有学生选修,我只好开课。我有个朋友思想很进步,曾对我说,你那老一套的可不行了,得我来教教你。我没有虚心受教,只留心回避思想意识,着重艺术上的分析比较,一心只等学生退选。两年过去了。到第三年,有些大学二年的学生也选修这门课,可是他们要求精读一部小说,而大三的学生仍要求普遍的分析讨论。我就想乘机打退堂鼓。但不知准想出一个两全法:精读一部小说,同时着重讨论这部小说的技巧。当时选定精读的小说是狄更斯的《大卫·考伯菲》。狄更斯受到马克思的赞许,也受到进步评论家的推重,公认为进步小说家。他那部小说精读太长,只能选出部分,

  其余供浏览,或由老师讲述几句,把故事联上就行。

  可是狄更斯的进步不免令人失望。比如主人公穷困时在工厂当擦皮鞋的小工,当然很进步,可是他公然说,他最痛苦的是日常与下等人为伍。把工人看作“下等人”,羞与为伍,我可怎么代作者装出进步面貌呢?最简便的办法是跳过去!小说里少不了谈情说爱的部分。我认为狄更斯喜剧性地描写中下层社会中年男女谈情,实在是妙极了,可是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爱,往往糟得很,我干脆把谈恋爱的部分全部都跳过拉倒。跳,有时有绊脚石。一次,精读的部分里带上一句牵涉到恋爱的话。主人公的房东太太对他说:“你觉也不睡,饭也不吃,我知道你的问题。”学生问:“什么问题?”我得解答:房东大太点出他在恋爱。我说:写恋爱用这种方式是陈腐的滥凋。十八世纪斐尔丁的小说里,主人公虽然恋爱,照常吃饭,照常睡觉。十九世纪的狄更斯却还未能跳出中世纪骑士道的“恋爱准则”。我不愿在这个题目上多费工夫,只举了几条荒谬的例子,表示多么可笑。我这样踢开了绊脚石。

  酝酿控诉大会的时候,我正为改造思想做检讨。我的问题,学生认为比较简单。我不属“向上爬”的典型,也不属“混饭吃”的典型,我只是满足于当贤妻良母,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感。我的检讨,一次就通过了。开控诉大会就在通过我检查的当天晚饭后。我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,随我的亲戚同去听控诉。我那位亲戚是活动家,她不知哪里听说我的检讨获得好评,特来和我握手道贺,然后和我同去开会,坐在我旁边。主席谈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等等,然后开始控诉。

  有个我从没见过的女孩子上台控诉。她不是我班上的学生,可是她咬牙切齿,顿足控诉的却是我。她提着我的名字说:

  “XXX先生上课不讲工人,专谈恋爱。”

  “XXX大先生教导我们,恋爱应当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。”

  “XXX先生教导我们,见了情人,应当脸发白,腿发软。”

  “XXX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,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。”

  她怀着无比愤恨,控诉我的毒害。我的亲戚晚饭后坐在人丛里已开始打鼾,听到对我的这番控诉,戛然一声,停止打鼾,张大了眼睛。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着我。我只好效法三十年代的旧式新娘,闹房时戴着蓝眼镜,装作不闻不见,木然默坐。接下还有对别人的控诉,可是比了对我的就算不得什么了。控诉完毕,群众拥挤着慢慢散去,一面闹哄哄地议论。我站起身,发现我的亲戚已不知去向。

  谁这么巧妙地断章取义、提纲上线的,确实为控诉大会立了大功。但我那天早上的检讨一字未及“谈恋爱”,怎么就没人质问,一致通过了呢?不过我得承认,这番控诉非常动听,只是我给骂得简直不堪了。

  我走出大礼堂,恰似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,浑身散发着硫磺臭,还带着熊熊火焰;人人都避得远远的。暗昏中,我能看到自己周围留着一圈空白,群众在这圈空白之外纷纷议论,声调里带着愤怒。一位女同志(大约是家庭妇女)慨叹说:“咳!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的呢!”好在她们不是当面批评,我只远远听着。

  忽然我们的系主任吴达元先生走近前来,悄悄问:“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?”

  我说:“你想吧,我会吗?”

  他立即说:“我想你不会。”

  我很感激他,可是我也谨慎地离他远些,因为我知道自己多么“臭”。

  我独自一人回到家里。那个时期家里只有我和一个女佣,女佣早已睡熟。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,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?我只好关门上吊啊!季布壮士,受辱而不羞,因为“欲有所用其未足也”。我并没有这等大志,我只是火气旺盛,像个鼓鼓的皮球,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,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。我看了一会儿书就睡觉。明早起来,打扮得喜盈盈的,拿着个莱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,看不敢理我的人怎样逃避我。

  有人见了我及早躲开,有人佯佯不睬,但也有人照常和我招呼,而且有两三人还和我说话,有一人和我说笑了好一会儿。一星期后,我在大礼堂前稠人广众中看见一个老朋友,她老远的躲开了我。可是另有个并不很熟的女同志却和我有说有讲地并肩走了好一段路。避我只在情理之中,我没有怨尤。不避我的,我对他们至今感激。

  不久《人民日报》上报道了我校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控诉大会,还点了我的名为例:“XXX先生上课专谈恋爱。”幸亏我不是名人,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。我的安慰是从此可以不再教课。可是下一学期我这门选修课没有取消,反增添了十多个学生。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,诚心诚意地做了检讨,决不能再消极退缩。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。我总不能惜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!我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?我只好自我譬解: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;不知道的,随他们怎么想去吧。人生在世,冤屈总归是难免的。

  虽然是一番屈辱,却是好一番锤炼,当时,我火气退去,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,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。可是,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,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。

  一九八八年九月

杨绛散文

  杨绛(1911-2016.5.25 ),原名杨季康,江苏无锡人,生于7月17日,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,作家、评论家、翻译家、剧作家、学者。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,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。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、法等国,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、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。1953年,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。

  剧本有《称心如意》.《弄真成假》、《风絮》;小说有《倒影集》、《洗澡》;论集有《春泥集》、《关于小说》;散文《将饮茶》《干校六记》;译作有《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》、《小癞子》、《吉尔·布拉斯》、《堂·吉诃德》,其中写于1984年的《老王》被选为初中教材。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。看起来平平淡淡,无阴无晴。然而平淡不是贫乏,阴晴隐于其中,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,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。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。

  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,《围城》《洗澡》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。然而,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。1998年,钱钟书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。但罕为人知的是钱先生和杨女士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(1997年)先他们而去。一生的伴侣、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,杨女士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。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,92岁高龄的杨女士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、点点滴滴,结成回忆录《我们仨》。

杨绛先生的散文《阴》

  杨绛(1911年7月17日—2016年5月25日),本名杨季康,[1] 江苏无锡人,中国著名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、钱锺书夫人。

  一棵浓密的树,站在太阳里,像一个深沉的人:面上耀着光,像一脸的高兴,风一吹,叶子一浮动,真像个轻快的笑脸;可是叶子下面,一层暗一层,绿沉沉地郁成了宁静,像在沉思,带些忧郁,带些恬适。松柏的阴最深最密,不过没有梧桐树胡桃树的阴广大。疏疏的杨柳,筛下个疏疏的影子,阴很浅。几茎小草,映着太阳,草上的光和漏下地的光闪耀着,地下是错杂的影子,光和影之间那一点绿意,是似有若无的阴。

  一根木头,一块石头,在太阳里也撇下个影子。影子和石头木头之间,也有一片阴,可是大小,只见影子,觉不到有阴。墙阴大此,屋阴深些,不像树阴清幽灵活,却也有它的沉静,像一口废井、一潭死水般的静。

  山的阴又不同。阳光照向树木石头和起伏的地面,现出浓浓淡淡多少层次的光和影,挟带着阴,随着阳光转动变换形态。山的阴是散漫而繁复的。

  烟也有影子,可是太稀薄,没有阴。大晴天,几团浮云会投下几块黑影,但不及有阴,云又过去了。整片的浓云,蒙住了太阳,够点染一大半天的阴,够笼罩整片的地,整片的海,造成漫漫无际的晦霆。不过浓阴不会持久;持久的是漠漠轻阴。好像谁往空撒了一匹轻纱,荡肠在风里,撩拨不开,又捉摸不住,恰似初识愁滋昧的少年心情。愁在哪里?并不能找出个影儿。

  夜,掩没了太阳而造成个大黑影。不见阳光,也就没有阴。黑影渗透了光,化成朦朦胧胧的黎明和黄昏。这是大地的阴,诱发遐想幻想的阴。大白天,每件东西这着阳光就有个影子,挨着影子都悄悄地怀着一团阴。在日夜交接的微光里,一切阴都笼罩在大地的阴里,蒙上一重神秘。渐渐黑夜来临,树阴、草阴、墙阴、屋阴、山的阴、云的阴,都无从分辨了,夜吞没地所有的阴。

  一九三六年

  风

 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?硬的东西把它挡住,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。不管它怎样猛烈的吹;吹过遮天的山峰,洒脱缭绕的树林,扫过辽阔的海洋,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。或者为此,风一辈子不能平静,和人的感情一样。

  也许最平静的风,还是拂拂微风。果然纹风不动,不是平静,却是酝酿风暴了。蒸闷的暑天,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,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,风一丝不动,可是何曾平静呢?风的力量,已经可以预先觉到,好像蹲伏的猛兽,不在睡觉,正要纵身远跳。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,没有东西去阻挠它:树叶儿由它撩拨,杨柳顺着它弯腰,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,门里窗里任它出进,轻云附着它浮动,水面被它偎着,也柔和地让它搓揉。随着早晚的温凉、四季的寒暖,一阵微风,像那悠远轻淡的情感,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。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,这般高兴,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。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,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;有时候亢爽,有时候凄凉。谁说天地无情?它只微微的笑,轻轻的叹息,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。因为一放松,天地便主持不住。

  假如一股流水,嫌两岸缚束太紧,它只要流、流、流,直流到海,便没了边界,便自由了。风呢,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,却没法儿解脱它。放松些,让它吹重些吧;树枝儿便拦住不放,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。窗嫌小,门嫌狭,都挤不过去。墙把它遮住,房于把它罩住。但是风顾得这些么?沙石不妨带着走,树叶儿可以卷个光,墙可以推倒,房子可以掀翻。再吹重些,树木可以拔掉,山石可以吹塌,可以卷起大浪,把大块土地吞没,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几扫个干净。听它狂嗥狞笑怒吼哀号一般,愈是阻挡它,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。谁还能管它么?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,天上的云压近了地,太阳没了光辉,地上没了颜色,直要把天地捣毁,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饨。

  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,撞将出去。不管怎样猛烈,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。吹吧,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,掀起一浪,又被压伏下去。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,吹着吹着,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,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。未了,像盛怒到极点,不能再怒,化成恹恹的烦闷懊恼;像悲哀到极点,转成绵绵幽恨;狂欢到极点,变为凄凉;失望到极点,成了淡漠。风尽情闹到极点,也乏了。不论是严冷的风,蒸热的风,不论是衷号的风,怒叫的风,到末来,渐渐儿微弱下去,剩几声悠长的叹气,便没了声音,好像风都吹完了。

  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。只要听平静的时候,夜晚黄昏,往往有几声低吁,像安命的老人,无可奈何的叹息。风究竟还不肯驯伏。或者就为此吧,天地把风这般紧紧的约束着。

  四十年代

杨绛先生经典散文

  窗帘

  人不怕挤。尽管摩肩接踵,大家也挤不到一处。像壳里的仁,各自各。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,各自各。凭你多热闹的地方,窗对着窗。各自人家,彼此不相干。只要挂上一个窗帘,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,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。隔离,不是断绝。窗帘并不堵没窗户,只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——欺哄人招引人的距离。窗帘并不盖没窗户,只隐约遮掩——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!所以,赤裸裸的窗口不引人注意,而一角掀动的窗帘,惹人窥探猜测,生出无限兴趣。

  赤裸裸,可以表示天真朴素。不过,如把天真朴素做了窗帘的质料,做了窗帘的颜色,一个洁白素净的帘子,堆叠着透明的软纱,在风里飘曳,这种朴素,只怕比五颜六色更富有魅力,认真要赤裸裸不加遮饰,除非有希腊神像那样完美的身体,有天使般纯洁的灵魂。培根(Bacon)说过:“赤裸裸是不体面的;不论是赤露的身体,或赤露的心。”人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,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。所以赤裸裸的真实总需要些掩饰。白昼的阳光,无情地照彻了人间万物,不能留下些幽暗让人迷惑,让人梦想,让人希望。如果没有轻云薄雾把日光筛漏出五色霞彩来,天空该多么单调枯燥!

  隐约模糊中,才容许你做梦和想象。距离增添了神秘。看不见边际,变为没边没际的遥远与辽阔。云雾中的山水,暗夜的星辰,希望中的未来,高超的理想,仰慕的名人,心许的“相知”,——隔着窗帘,惝怳迷离,可以产生无限美妙的想象。如果你嫌恶窗帘的间隔,冒冒失失闯进门、闯到窗帘后面去看个究竟,赤裸裸的真实只怕并不经看。

  像丁尼生(Tenny son)诗里的“夏洛特女郎”(The Lady of Shalott),看厌了镜中反映的世界,三步跑到窗前,望一望真实世界。她的镜子立即破裂成两半,她毁灭了以前快乐而无知的自己。

  人家挂着窗帘呢,别去窥望。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,华丽的也好,朴素的也好。如果你不屑挂,或懒得挂,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。不过,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。

  阴

  一棵浓密的树,站在太阳里,像一个深沉的人:面上耀着光,像一脸的高兴,风一吹,叶子一浮动,真像个轻快的笑脸;可是叶子下面,一层暗一层,绿沉沉地郁成了宁静,像在沉思,带些忧郁,带些恬适。松柏的阴最深最密,不过没有梧桐树胡桃树的阴广大。疏疏的杨柳,筛下个疏疏的影子,阴很浅。几茎小草,映着太阳,草上的光和漏下地的光闪耀着,地下是错杂的影子,光和影之间那一点绿意,是似有若无的阴。

  一根木头,一块石头,在太阳里也撇下个影子。影子和石头木头之间,也有一片阴,可是大小,只见影子,觉不到有阴。墙阴大些,屋阴深些,不像树阴清幽灵活,却也有它的沉静,像一口废井、一潭死水般的静。

  山的阴又不同。阳光照向树木石头和起伏的地面,现出浓浓淡淡多少层次的光和影,挟带着阴,随着阳光转动变换形态。山的阴是散漫而繁复的。

  烟也有影子,可是太稀薄,没有阴。大晴天,几团浮云会投下几块黑影,但不及有阴,云又过去了。整片的浓云,蒙住了太阳,够点染一大半天的阴,够笼罩整片的地,整片的海,造成漫漫无际的晦霆。不过浓阴不会持久;持久的是漠漠轻阴。好像谁往空撒了一匹轻纱,荡肠在风里,撩拨不开,又捉摸不住,恰似初识愁滋昧的少年心情。愁在哪里?并不能找出个影儿。

  夜,掩没了太阳而造成个大黑影。不见阳光,也就没有阴。黑影渗透了光,化成朦朦胧胧的黎明和黄昏。这是大地的阴,诱发遐想幻想的阴。大白天,每件东西这着阳光就有个影子,挨着影子都悄悄地怀着一团阴。在日夜交接的微光里,一切阴都笼罩在大地的阴里,蒙上一重神秘。渐渐黑夜来临,树阴、草阴、墙阴、屋阴、山的阴、云的阴,都无从分辨了,夜吞没地所有的阴。

  一九三六年

  流浪儿

  我往往“魂不守舍”,嫌舍间昏暗逼仄,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。

  有时候,我凝敛成一颗石子,潜伏涧底。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,我只知身在水中,不觉水流。静止的自己,仿佛在时空之外、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,仅由水面阳光闪烁,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。

  有时候,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。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。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,轻轻快快、滑滑溜溜地流。河岸束不住,淤泥拉不住,变云变雾,海阔天空,随着大气飘浮。

  有时候,我来个“书遁”,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,好比孙猴儿驾起跟头云,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。我远远地抛开了家,竟忘了自己何在。

 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,离不开时空,离不开自己。我只能像个流浪儿,倦游归来,还得回家吃饭睡觉。

 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。经常没人打扫收拾,墙角已经结上蛛网,满地已蒙上尘埃,窗户在风里拍打,桌上床上什物凌乱。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,封住在此时此地,只有摔不开的自我,过不去的时日。这个逼仄凌乱的家,简直住不得。

  我推门眺望,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字粉刷、油漆、装潢、扩建呢。一处处门面辉煌,里面回廊复室,一进又一进,引人入胜。我惊奇地远望着,有时也逼近窥看,有时竟挨进门去。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“棚户”,不免有“酸葡萄”感。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,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。各自的房舍,料想也大小相应。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,出掉了气、原形还是相等。屋里曲折愈多,愈加狭隘;门面愈广,内室就愈浅。况且,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,不是在水上,不是在流沙上,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,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!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,下午就流到那一边,然后就流入永恒的长夜了。

  好在我也没有“八面光”的屋宇值得留恋。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,经不起时光摧残,早晚会门窗倾欹,不蔽风雨。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,夜晚透漏星月的光辉,有什么不好呢!反正我也懒得修葺,回舍吃个半饱,打个盹儿,又悄悄溜到外面去。

杨绛先生的散文精选《流浪儿》

  杨绛(jiàng),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,本名杨季康,江苏无锡人,中国著名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、钱锺书夫人。

  我往往“魂不守舍”,嫌舍间昏暗逼仄,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。

  有时候,我凝敛成一颗石子,潜伏涧底。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,我只知身在水中,不觉水流。静止的自己,仿佛在时空之外、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,仅由水面阳光闪烁,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。

  有时候,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。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。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,轻轻快快、滑滑溜溜地流。河岸束不住,淤泥拉不住,变云变雾,海阔天空,随着大气飘浮。

  有时候,我来个“书遁”,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,好比孙猴儿驾起跟头云,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。我远远地抛开了家,竟忘了自己何在。

 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,离不开时空,离不开自己。我只能像个流浪儿,倦游归来,还得回家吃饭睡觉。

 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。经常没人打扫收拾,墙角已经结上蛛网,满地已蒙上尘埃,窗户在风里拍打,桌上床上什物凌乱。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,封住在此时此地,只有摔不开的自我,过不去的时日。这个逼仄凌乱的家,简直住不得。

  我推门眺望,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字粉刷、油漆、装潢、扩建呢。一处处门面辉煌,里面回廊复室,一进又一进,引人入胜。我惊奇地远望着,有时也逼近窥看,有时竟挨进门去。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“棚户”,不免有“酸葡萄”感。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,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。各自的房舍,料想也大小相应。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,出掉了气、原形还是相等。屋里曲折愈多,愈加狭隘;门面愈广,内室就愈浅。况且,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,不是在水上,不是在流沙上,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,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!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,下午就流到那一边,然后就流人永恒的长夜了。

  好在我也没有“八面光”的屋宇值得留恋。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,经不起时光摧残,早晚会门窗倾欹,不蔽风雨。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,夜晚透漏星月的光辉,有什么不好呢!反正我也懒得修葺,回舍吃个半饱,打个盹儿,又悄悄溜到外面去。

杨绛精选《记杨必》

  杨绛(jiàng),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,本名杨季康,江苏无锡人,中国著名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、钱锺书夫人。杨绛通晓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,由她翻译的《唐·吉诃德》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,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;她早年创作的剧本《称心如意》,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,2014年还在公演;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《我们仨》,风靡海内外,再版达一百多万册,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《走到人生边上》,102岁出版250万字的《杨绛文集》八卷。

  杨必是我的小妹妹,小我十一岁。她行八。我父亲像一般研究古音韵学的人,爱用古字。杨必命名“必”,因为“必”是“八”的古音:家里就称阿必。她小时候,和我年龄差距很大。她渐渐长大,就和我一般儿大。后来竟颠倒了长幼,阿必抢先做了古人。她是一九六八年睡梦里去世的,至今已二十二年了。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。不久我家搬到苏州。她的童年全是在苏州度过的。她性情平和,很安静。可是自从她能自己行走,成了妈妈所谓“两脚众生”(无锡话“众生”指“牲口”),就看管不住了。她最爱猫,常一人偷偷爬上楼梯,到女佣住的楼上去看小猫。我家养猫多,同时也养一对哈叭狗,所以猫儿下仔总在楼上。一次,妈妈忽见阿必一脸狼狈相,鼻子上抹着一道黑。问她怎么了,她装作若无其事,只说:“我囫囵着跌下来的。”“囫囵着跌下来”,用语是幼稚的创造,意思却很明显,就是整个人从楼上滚下来了。问她跌了多远,滚下多少级楼梯,她也说不清。她那时才两岁多,还不大会说,也许当时惊魂未定,自己也不知道滚了多远。她是个乖孩子,只两件事不乖:一是不肯洗脸,二是不肯睡觉。每当佣人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,她便觉不妙,先还慢悠悠地轻声说:“逃——逃——逃——”等妈妈拧了一把热毛巾,她两脚急促地逃跑,一叠连声喊“逃逃逃逃逃!”总被妈妈一把捉住,她哭着洗了脸。

  我在家时专管阿必睡午觉。她表示要好,尽力做乖孩子。她乖乖地躺在摇篮里,乖乖地闭上眼,一动都不动,让我唱着催眠歌谣她睡。我把学校里学的催眠歌都唱遍了,以为她已入睡,停止了摇和唱。她睁开眼,笑嘻嘻“点戏”说:“再唱《喜旦娄》(S,丁尼生诗中流行的《摇篮曲》)。”原来她一直在品评,选中了她

  最喜爱的歌。我火了,沉下脸说:“快点困!”(无锡话:“快睡!”)阿必觉得我太凶了,乖乖地又闭上了眼。我只好耐心再唱。她往往假装睡着,过好一会儿才睁眼。有时大家戏问阿必,某人对她怎么凶。例如,“三姐姐怎么凶?”“这是‘田’字啊!”(三姐教她识字。)

  “绛姐怎么凶?”

  “快点困!”

  阿必能逼真地摹仿我们的声音语调。

  “二伯伯(二姑母)怎么凶?”

  “着得里一记!”(霹呀的打一下)她形容二姑母暴躁地打她一下,也非常得神。二姑母很疼她,总怪我妈妈给孩子洗脸不得其法,没头没脑地闷上一把热毛巾,孩子怎么不哭。至于阿必的不肯睡觉,二姑母更有妙论。她说,这孩子前世准是睡梦里死的,所以今生不敢睡,只怕睡眠中又死去。阿必去世,二姑母早殁了,不然她必定说:“不是吗?我早就说了。”我记得妈妈端详着怀抱里的阿必,抑制着悲痛说:“活是个阿同(一九一七年去世的二姐)!她知道我想她,所以又来了。”

  阿必在小学演《小小画家》的主角,妈妈和二姑母以家长身份去看孩子演剧。阿必个时剪“童化”头,演戏化装,头发往后掠,面貌宛如二姐。妈妈抬头一见,泪如雨下。二姑母回家笑我妈妈真傻,看女儿演个戏都心疼得“眼泪嗒嗒滴”(无锡土话)。她哪里能体会妈妈的心呢。我们忘不了二姐姐十四岁病在上海医院里,日夜思念妈妈,而家在北京,当时因天灾人祸,南北路途不通,妈妈好不容易赶到上海医院看到二姐。二姐瞳孔已散,拉着妈妈的手却看不见妈妈了,直哭。我妈妈为此伤心得哭坏了眼睛。我们懂事后,心上都为妈妈流泪,对眼泪不流的爸爸也一样了解同情。所以阿必不仅是“最小偏怜”,还因为她长得像二姐,而失去二姐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事。或许为这缘故,我们对阿必加倍爱怜,也夹带着对爸爸妈妈的同情。

  阿必在家人偏宠下,不免成了个娇气十足的孩子。一是脾气娇,一是身体娇。身体娇只为妈妈怀她时身体虚弱,全靠吃药保住了孩子。阿必从小体弱,一辈子娇弱。脾气娇是惯出来的,连爸爸妈妈都说阿必太娇了。我们姊妹也嫌她娇,加上弟弟,大伙儿治她。七妹妹(家里称阿七)长阿必六岁,小姐妹俩从小一起玩,一起睡在妈妈大床的脚头,两人最亲密。治好阿必的娇,阿七功劳最大。阿七是妈妈亲自喂、亲自带大的小女儿,当初满以为她就是老女儿了。爸爸常说,人生第一次经受的伤心事就是妈妈生下面的孩子,因为就此夺去了妈妈的专宠。可是阿七特别善良忠厚,对阿必一点不妒忌,分外亲热。妈妈看着两个孩子凑在一起玩,又心疼又得意地说:“看她们俩!真要好啊,从来不吵架,阿七对阿必简直千依百顺。”无锡人把“逗孩子”称作“引老小”。“引”可以是善意的,也可以带些“欺”和“惹”的意思。比如我小弟弟“引”阿必,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。他催眠似的指着阿必说:“哦!哭了!哭了!”阿必就应声而哭。爸爸妈妈说:“勿要引老小!”同时也训阿必:“勿要娇!”但阿七“引”阿必却从不挨骂。阿七喜欢画(这点也许像二姐)。她几笔便勾下一幅阿必的肖像。阿必眉梢向下而眼梢向上。三姑母宠爱阿必。常说:“我俚阿必鼻头长得顶好,小圆鼻头。”(我们听了暗笑,因为从未听说鼻子以“小圆”为美。)阿必常嘻着嘴笑得很淘气。她的脸是蛋形。她自别于猫狗,说自己是圆耳朵。阿七一面画,口中念念有词。

  她先画两撇下搭的眉毛,嘴里说:“搭其眉毛。”

  又画两只眼梢向上的眼睛:“豁(无锡话,指上翘)其眼梢。”

  又画一个小圆圈儿:“小圆其鼻头。”

  又画一张嘻开的大宽嘴:“薄阔其嘴。”

  然后勾上童化头和蛋形的脸:“鸭蛋其脸。”

  再加上两只圆耳朵:“大圆其耳。”

  阿必对这幅漫画大有兴趣,拿来仔细看,觉得很像自己,便“哇”地哭了。我们都大笑。

  阿七以后每画“搭其眉毛,豁其眼梢”;未到“鸭蛋其脸”,阿必就哭。以后不到“小圆其鼻”她就哭。这幅漫画愈画愈得神,大家都欣赏。一次阿必气呼呼地忍住不哭,看阿七画到“鸭蛋其脸”,就夺过笔,在脸上点好多点儿,自己说:“皮蛋其脸!”——她指带拌糠泥壳子的皮蛋,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。这是阿必的大胜利。她杀去娇气,有了幽默感。

  我们仍以“引阿必”为乐。三姑母曾给我和弟弟妹妹一套《童谣大观》,共四册,上面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童谣。我们背熟很多,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娇气的对她唱。可惜现在我多半忘了,连唱熟的几只也记不全了。例如:“我家有个娇妹子,洗脸不洗残盆水,戴花选大朵,要簸箕大的鲤鱼鳞,要……,要……,要……,要……要……,要十八个罗汉守轿门,这个亲,才说成。”阿必不娇了,她跟着唱,抢着唱,好像与她无关。她渐渐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译的美国小说《小妇人》。这本书我们都看了,大家批评小说里的艾妹(最小的妹妹)最讨厌,接下就说:“阿必就硝艾妹!”或“阿必就是艾妹!”阿必笑嘻嘻地随我们说,满不在乎。以后我们不再“引阿必”,因为她已能克服娇气,巍然不动了。

  阿必有个特殊的本领:她善摹仿。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“白克明”,远比雄性的聪明热情。它一见主人,就从头到尾——尤其是腰、后腿、臀、尾一个劲儿的又扭又摆又摇,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这么灵活而猛烈,散发出热腾腾的友好与欢忻。阿必有一天忽然高兴,趴在二姑母膝上学“白克明”。她虽然是个小女孩,又没有尾巴,学来却神情毕肖,逗得我们都大乐。以后我们叫她学个什么,她都能,也都像。她尤其喜欢学和她完全不像的人,如美国电影《劳来与哈代》里的胖子哈代。她那么个瘦小女孩儿学大胖子,正如她学小狗那样惟妙惟肖。她能摹仿方言、声调、腔吻、神情。她讲一件事,只需几句叙述,加上摹仿,便有声有色,传神逼真。所以阿必到哪里,总是个欢笑的中心。

  我家搬到苏州之后,妈妈正式请二姑母做两个弟弟的家庭教师,阿七也一起由二姑母教。这就是阿必“囫囵着跌下来”的时期。那时我上初中,寄宿在校,周末回家,听阿七顺溜地背《蜀道难》,我连这首诗里的许多字都不识呢,很佩服她。我高中将毕业,阿必渐渐追上阿七。一次阿必忽然出语惊人,讲什么“史湘云睡觉不老实,两弯雪白的膀子掠在被外,手腕上还戴着两只金镯子”,原来她睡在妈妈大床上,晚上假装睡觉,却在帐子里偷看妈妈床头的抄本《石头记》。不久后爸爸买了一部《元曲选》,阿七阿必人高兴。她们不读曲文,单看说白。等我回家,她们争着给我讲元曲故事,又告诉我丫头都叫“梅香”,坏丫头都叫“腊梅”,“弟子孩儿”是骂人,更凶的是骂“秃驴弟子孩儿”等等。我每周末回家,两个妹妹因五天不相见,不知要怎么亲热才好。她们有许多新鲜事要告诉,许多新鲜本领要卖弄。她们都上学了,走读,不像我住校。

  “绛姐,你吃‘冷饭’吗?”阿必问。

  “‘冷饭’不是真的冷饭。”阿七解释。

  (默存告诉我,他小时走读,放晚学回家总吃“冷饭”。饭是热的,菜是午饭留下的。“吃冷饭”相当于吃点心。)

  “绛姐,你吃过生的蚕豆吗?吃最嫩的,没有生腥味儿。”

  “绛姐,我们会摘豌豆苗。”

  “绛姐,蚕豆地里有地蚕,肥极了,你看见了准肉麻死!”她们知道我最怕软虫。

  两个妹妹带我到妈妈开垦的一亩菜园里去摘最嫩的豆角剥出嫩豆,叫我生吃,眼睁睁地看着我吃,急切等我说声“好”。她们摘些豆苗,摘些嫩豌豆、胡乱洗洗,放在锅里,加些水,自己点火煮给我吃。(这都是避开了大人干的事。她们知道厨房里什么时候没人。)我至今还记得那锅乱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,煮出来的汤十分清香。时候我已上大学,她们是妹妹,我是姐姐。如今我这个姐姐还在,两个妹妹都没有了,是阿必最小的打头先走。也不知什么时候起,她们就和我差不多大了。我不大看电影,倒是她们带我看,介绍某某明星如何,什么片子好看。暑假大家在后园乘凉,尽管天还没黑,我如要回房取些什么东西,单独一人不敢去,总求阿七或阿必陪我。她们不像我胆小。寒假如逢下雪,她们一老早便来叫我:“绛姐,落雪了!”我赶忙起来和她们一起玩雪。如果雪下得厚,我们还吃雪;到后园石桌上舀了最干净的雪,加些糖,爸爸还教我们挤点橘子汁加在雪里,更好吃。我们三人冻红了鼻了,冻红了手,一起吃雪。我发现了爸爸和姑母说切口的秘诀,就教会阿七阿必,三人一起练习。我们中间的年龄差距已渐渐拉平。但阿必毕竟还小。我结了婚离家出国,阿必才十三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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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绛《我们仨》经典语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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